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核心提要：

1.共同富裕是二战后大部分国家和地区都想追求的理想社会目标，区别在于各国通过怎样的政策和机制，花多长时间来实现。70多年来，中国也向着这一目标在不断努力和实践。

2.新冠疫情使得全球各经济体产生了新的贫富不均，其中美国尤为严重，靠发钱不能治本，还会带来更多问题。另外，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，如果因为疫情长期处于边界封锁，其GDP增长必定会受到和平时期中最严重的冲击，香港目前就是这个情况。

3.中国内地也有自己的问题，沿海地区和一些大中城市发展不错，但还有广袤的农村和偏远地区，有人刚刚才脱贫，有人既没有储蓄也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更享受不到城市的公共卫生、教育等基本福利。要实现共同富裕，中国需从四大政策领域着手，一是先把收入最低的绝对贫困人员扶起来；二是解决农村户口的公共卫生系统和公共教育系统的基本资源扶持；三是人口严重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巨大压力问题；四是为自然资源接近或已耗尽的地区找到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。

4.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，首要问题是保障公平教育。中国人口数量庞大，要把公共教育系统办好，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的支持都要跟上，保证落后地区师资队伍的教学水平。

5.中国基尼系数在世界排名靠前，收入差距较高。有一些巨大的财富流动，没有数据记录。第三次分配加大税收调整，需制定遗产税和房地产税。而建立一套良好税收制度的前提是，涉税信息必须全面透明。

丁教授，您好！“共同富裕”和“第三次分配”这两个词，近来大家听得比较多。改革开放以来，中国通过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”，成为今天世界第二大经济体，这个阶段性目标是否已经达成？您是如何理解“共同富裕”的？

共同富裕：七十多年 几代领导人的目标与实践

丁学良：实际上在我的记忆里，第一次听到关于共同富裕的概念，还是在1949年以前。

那时候，毛泽东在为新的国家体制建立建国大纲。大家跟不同的党派在协商，包括民族资本家党派，其中周恩来起了非常大的作用。毛泽东当时提出来的目标，就是我们以后建立起来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要共同富裕，这是我小时候听说的。

第二次听到这个口号是1985年，是我到美国的第二年。当时把我们留学生代表召集起来，到纽约中国总领事馆学习邓小平讲话。改革开放初期，要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，这是必经之路，这样才能刺激生产力，提高经济效益，走向市场经济。当时邓小平讲我们的长远目标是共同富裕，这是我第二次听到。现在是国家第三次提出了。

“共同富裕”的愿景如何实现?

丁学良：共同富裕是一个理想境界。可以说它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，大部分国家和地区的人们的共同愿景。区别就在于通过什么样的法律、政策、机制，花多少时间来达到共同富裕。

当然怎么衡量共同富裕，在经济学上也有很多的争议。比如说，联合国采取的就是人均每天1.9美元的购买力。但我还是相信另外一个指标可能更靠谱，以前发展经济学家用得很多，就是把一个社会最低收入的人，每天获取的食品换成卡路里。这项数据对于统计赤贫群体特别靠谱，因为世界上很多地方物价差别太大。

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共同富裕是因为二次世界大战后有很多的国家独立了，从殖民地解放出来，所以都想要追求一个长远的理想社会。但实现的过程是非常艰难，因为它需要一个社会里的经济政策，法律制度、社会政策、行政管理等方方面面的努力，同时要经过漫长的时间，且不能够出现剧变的情况下，才能够稳步实现的目标。

丁学良：实事求是地说，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，在共同富裕这方面，以前也做过一些政策调整。

我们做研究的都知道，2002年，当时做了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调整。一个是要改变不同地区之间收入差别过大的现象，主要是东南沿海和西南、西北地区的对比，特别是西北地区；第二个是要缩小城乡之间的差别。这两种差别有重合的地方，也有很大的不同点。所以从02年开始，中央政府花了很多力气去解决这两种贫富差距。

你刚才提到的疫情是一次非常特殊的情况。在2020年年初，全世界没有几个人能预见到这次疫情的覆盖面，影响面这么大，时间拖了这么长。后来还出现变异，现在已有“德尔塔”等好几种变异病毒，而且不能保证以后不会出现其他新的变异毒株。

在此情况下，即便是美国、澳大利亚、加拿大，或者是中国香港，东西方这些已经非常发达的经济体，遇上此次疫情，也产生了新的、严重的贫富不均，当然这是暂时现象。

“派糖”惯性须改变 加强扶贫谋发展

暂时解决这一现象的办法有很多种，包括“派糖”，也就是临时的发钱。美国已经发了几次钱，造成了一些严重的后果：“糖”发多了以后，很多人不愿意上班，因为上班还冒风险。

现在美国产生了一种很奇怪的状况，就是疫情的恢复过程中，经济在疫情中的反弹力度，超过了去年4月份美国所有重要研究机构的预期。包括用新的技术，比如信息技术，大数据等等，它的反弹力度之大是惊人的。但奇怪的是，这一次反弹，GDP的增速和就业的增速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，就是因为美国政府“发糖”发多了。以至于有些州政府不得不暂停“发糖”，再发下去以后更多人不想上班了。但是也有一些州说还不行，说我们这个州的情况特殊，可能还要州政府想办法搞钱再次“发糖”，这是美国。

所有西方发达经济体中，美国社会的贫富不均最严重，但同时它又是一个高科技蓬勃发展的经济体，这其中给我们预示了什么？

如果一个经济体在过去10-15年左右，有新技术带来的新经济增长点，这个经济体将会迅速出现一些新公司，新创意，新的商业方式，以及快速富起来的一小部分人 。这些富起来的（人），可以讲是白手起家富起来的，只要搭上了高科技的火箭。

在这一点上，中国内地倒是跟美国有点像，尽管不是完全相同。但美国经济又预示着什么？

在这次疫情中，美国社会有非常深刻的自我反省。就像我所讲的，美国这个最发达的经济体，有两个很严重的问题。第一个，美国永久居民中，包括拿绿卡的人，有常年医疗保险的人数，始终是个大缺口。而这次疫情，恰恰就展示了一个社会里最重要的一些基础设施，就是它的公共医疗系统。

第二个，因为美国社会是个移民社会，新去的移民，往往都是从最底层开始做起 。这给美国带来 “劳动力红利”的同时，也产生了半个世纪未能解决的难题——美国社会里第二次分配力度较小，就是我们讲的社会福利较少。当然这是与西方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，跟亚洲相比它是不少的。比如说它（的社会福利）比香港要好，但是又没办法跟北欧比，更没法跟加拿大比。

美国不少本土白人，都有这样一个退休计划：年轻时在美国好好打拼赚钱，退休以后赶快移民到加拿大。就是因为加拿大的公共医疗设施很好，社会福利也好。加拿大的退休金，以及出现了严重经济灾难以后政府的扶持力度很大。

在这一点上，我觉得亚洲的发达经济体，尤其像香港，真的要好好反思自己：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的最严重的冲击是什么？

一个对外开放程度很高的经济体，遇上了疫情这样的情况，如果长期处于边界封锁，它的GDP增长就一定会受到和平时期里最严重的冲击 。香港就是这个情况。

过去十几年来，我们有一个说法，就是说中国香港这个经济体已经太发达了，主要是靠金融业（包括国际金融业），以及房地产业。这个说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，但也有很大的误差。

但另外一个现象我们千万不能忽视，从就业角度来讲，香港在就业总数中占比最高的，不是这两个行业。比如说跟旅游、服务业、零售业有关的，所有这些相对来讲低附加值，但是在就业方面影响力极大的产业，因为疫情（缘故）基本上一蹶不振，这很严重。如果说要“发糖”，要发到什么时候？

中国内地当然也有自己的问题。最重要的几个沿海城市、大中城市基本上做的还是不错。但千万不能忽视我们还有广阔的内地，还有刚刚才脱贫的那些人。还有人既没有储蓄，也找不到一份像样的工作，同时也享受不到城市里已有的那些基本福利，包括公共卫生，子女教育……这一次中国内地至少要从4个大的政策领域里着手，才能够把共同富裕、共同理想主义的目标，扎实、平衡、平稳地往前推进。我想这是大部分中国人希望看到的一种前景。

实现共同富裕需要着手的四大政策领域

丁学良：第一个政策领域，在2020年时经常提到，就是对社会里常年收入最低的绝对贫困人员，一定要先把他们从底层扶起来。

过去20多年来，已经有很多人渐渐实现了脱贫。但不可避免还是会有人因为各种原因陷入贫困，或者返贫。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总数巨大的国家里，即使这部分人只占5%，总数也是非常之多。

这个群体的人数怎样测算？我还是赞成用两个指标。第一个指标，就是平均每天自己可支配的收入，而不是人均GDP。人均GDP跟个人可支配收入之间有很大的差距；第二个指标，个人可支配的收入，在他所生活的地方，每天能够给他全家每个人带来多少卡路里，这关系到人的健康和寿命。

第二个政策领域，现在我们人口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是农村户口，他们享受不到两个最基本的人力资源扶持，一个是公共卫生系统，另一个是公共教育系统 。

公共卫生系统不是指那种高精尖的（医疗）。目前一些大城市里，高精尖的医疗设施对一部分人来说很重要。但对整个国民而言，更重要的是（治疗）那些常见病、传染病、多发病、慢性病。国家三分之二的人口要么享受不到，要么享受一点点，这个基数是非常巨大的。

另外就是公共教育系统。美国的两个发展经济学家，他们去年写了一本书叫《Invisible China》，在学术界引起很大讨论。这本书讲的是，过去国际上观察中国内地，往往目光只看到了发展最快的沿海大中城市，最远也就是成都这些中部比较兴旺的地区，而没有看到广大的农村和生态非常脆弱的地区。据他们测算，在这样的地区里至少有6000万到7000万的孩子得不到公共教育系统的扶持。

农村孩子的父母很多都到别的地方去打工，带他们的爷爷奶奶又没上过学，也没办法教他们。这些孩子接受不到公共教育，他们以后会怎样？如果说把边远地区、农村地区全部算起来，可能要涵盖好几亿人，他们是属于收入的中下层。中国内地要从中等收入陷阱往上爬，如果这一部分人不能跟着爬，将永远爬不上高收入的层次。这是第二块政策领域。

第三块政策领域，也是我现在越来越担心的，中国人口严重老龄化带来的养老金的巨大压力 。2008年奥运会刚过，清华大学有个很重要的项目，由当时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院长李强带领，研究中国社会里面的社会流动，从70年代末以来的30年里发生了哪些变化？当时讨论完青年的上学就业、中年人的二次就业，以及农民工进城问题之后，当时大家问了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中国城市里公积金、退休金这一块，能不能在10年以后真正地起到作用？

现在15年过去了，所有的发达经济体对这方面看得很清楚：不管它们以前有多富裕，一旦进入了老年化社会，养老金是对公共财政最大的一个负担。而中国内地已经进入了这个门槛，未来的10年或15年可能会出现一大批的贫困退休人口。

还有第四个政策领域。那些原来靠着天然资源，有了基础产业的城市或地区，比如说采矿业，基本加工业等等。现在这些地区的自然资源接近或已经被耗尽，它们有没有可持续发展的新动力？

很简单，东北就是。疫情之前，我每年都要去东北考察。最早的一次是2010年，考察东北的老工业城市衰落以后该怎么办。这个问题在全世界最早工业化的国家（都很突出）。英国当时这个问题最严重，当时撒切尔讲要解决“生锈的老工业带”的问题。而中国内地生锈的老工业带除了东北以外，还有西北，比如甘肃兰州、重庆这一带都是老工业带。所以我觉得至少这4个重大的政策领域，将是走向共同富裕必须要重点关注的。

以人为本实现共同富裕 首要问题保障公平教育

丁学良：内地的教育水平，在我们小时候普遍较低。但同时，对一般家庭普遍不构成负担。只要能考上，不管是考上哪个学校。我当年考上复旦大学，从安徽很穷困的县城去上海，在工厂当学徒拿的工资，还不够研究生在上海的最低生活费。复旦还补贴了我一个月几块钱，我印象深刻。

但从90年代初开始，内地教育开始急剧引进市场化的要素，其中有一些部分是很好、很合理的。

比如说在90年代初期，中国政府并没有庞大的经济和财政资源来支持快速地发展教育。同时政府又能够提供全面的公共教育资源，说句老实话，当时也没那么多钱。引进一部分市场的要素是合理、必要的，也起了一些作用。英文有句话翻译过来是“比好更糟糕的是最好”，意思是说一个好的政策，推进到一定程度以后，它一定会带来弊病。这个时候就要纠偏，同时也要协调发展。

中国人口数量庞大，要把公共教育系统办好，不仅仅是一种哲学式的结构化，更重要的是经济和财政的支持。也不是说只办好几所重点大学或者中学就行了，而是要尽可能全面地提供公共教育的财政资源和人力资源 。

人力资源非常重要。2005年我曾参加过一个教授志愿团，从北京出发，带领一帮在读的硕士研究生，趁着夏天去到中国最贫困的地区。干嘛呢?不是去教学生，而是去教那里的教师。那些地方的财政资源很低，人力资源更差。稍微有点本事的、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都不大愿意去。就算去了也留不住，最后都被沿海地区吸引走了。所以那些地方的学生，平时没什么书可看，也没有公共图书馆，更没有机会到城市里去。那时候电脑还不普及，教师水平也很差，他们本身教了10年、20年以后，没有机会得到知识更新和能力提升。

现在需要把这个问题在国家层次上提起来。我非常希望，政府进行重大的政策调整以外，也对广大落后地区的基础教育给予财政的两个支持，即资本的支持和人力资本的支持。我非常希望除了给钱以外，还能给那些地方广大的教师群体，每隔3~5年一次进行轮训的机会，这个轮训机会对提高教师（水平）非常重要。

在美国有很多这一类的大学生志愿团体。比如有一个机构叫Teach for America（为美国而教）。当时我在哈佛大学当讲师，有好几个学生都去做志愿者，到美国最糟糕的学校去。

像这些做法，一方面我们要根据自己的国情进行调整，另一方面也要看其他国家用什么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在走向共同富裕的道路上，中国遇到的这些障碍、困难、压力或难处，在其他早先发展起来的国家里，已经或多或少遇到过。他们用什么办法来调整？我想这些才是目前中国研究和制定政策的人最值得关注的。

实现共同富裕: 区域发展、城乡发展、收入分配三管齐下

又举个例子，“第三次分配”的概念，从经济学意义和法律角度严格来讲，只有前两次的分配，牵涉的面积最大，就业市场和收入市场。不管市场化程度有多高，应该逐步制定最低时薪的法律规定；现在反对“996”，要减少出现过劳死，也该建立每周的总工作时长不能超过多少小时（的制度）；还要建立逐步延长退休年龄的制度，发达国家已经开始了。

还需要建立怎样的制度？这个问题也是以前我们做调研时非常关注的。中国社会进步以后，发展的阶梯性特别明显。国外有种说法，现在中国沿海城市像欧洲，内陆边远地区却像是到了非洲，这当然不行。我们现在也就要缩小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的差别，解决贫富不均的问题。

现在我们人口中40岁以下的人，很多要被迫职业调整，要找第二份工作。一份工作不足以养家糊口，需要打第二份工。而所有系统都牵涉到人力资本的提升和更新，这并不仅仅是个负担，其实也能带来新的产业。

第三次分配加大税收调整 涉税信息需全面透明

丁学良：我们的目标是理想化的。现在国外一直就讲，中国内地老早就该建立两种税收法：第一个是遗产税，因为遗产税如果不建立起来，那些“富二代”、“富三代”不愿再干活了，导致起跑线上就出现了巨大的不公平；第二个要建立房地产税。而且建立一套良好税收制度的前提，是经济信息必须透明、公正和全面。

以前我身边的美国人最大的抱怨是，在美国所谓的中产阶级，白领阶层最倒霉。因为他们的工资都是在电脑上记录，不能逃税，又不能漏税，所以他们永远是三明治中间的那一块，被上下挤压。其实这是人类社会的通病。比如说现在在中国内地，我每一块钱电脑上都有记录。

但是还有一些巨大的财富流动，电脑上反映不出来。我看到另外一个数据，是不久前国际学术界讨论的，中国内地的基尼系数，是百分之0.46~0.48之间。

然而清华的李强教授做了一辈子（研究），他（得到的数字）都比这个高。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数据更叫人吃惊——财富，积累的财富、家里的财富、遗产的财富等等，比收入的要高很多。因为没有遗产税、房地产税。而要进入这样的税收体制，非常之难。信息必须尽可能地全面和透明，否则绝对不可能建立一套很好的税收制度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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