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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80年8月11日，在人民大会堂外罕见地出现了一辆卡车、两辆吊车，过往的北京市民无不驻足围观。原来施工人员正在拆除悬挂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前的毛主席像，毛主席像最终被缓缓撤下。

就在施工前的几个小时，中央刚刚通过了一项“少宣传个人”的指令，其中规定：毛主席头像、语录还有诗词在公共场所挂得太多了，这是政治上不庄重的表现，今后务必要减少到“必要”的限度。

人民大会堂前的这一幕也率先开启了全国公共场合撤像、撤下毛主席语录的举措。

而此时的民众对中央的举动还无法接受也无法理解：家家户户都悬挂毛主席像，而在首都北京最中心的地方，为何会被撤下？

中国“反常”举动引起西方注意

中国这一看似“反常”的举动同时也引起了西方的注意，西方政要和媒体对中国的风吹草动异常敏感，很多人认为“毛主席时代从此结束”。许多西方国家的记者蠢蠢欲动，希望能获得关于此次中国决策的一些“内幕”，著名意大利女记者奥莉娅娜·法拉奇正是其中之一。

法拉奇向来以咄咄逼人、辛辣且不留情面的提问著称于世，多国政要都曾接受过她的采访，包括纵横世界政治舞台的基辛格，基辛格曾说：接受她的采访是一次愚蠢的决定。

这位让基辛格都下不了台的记者，非常希望能获得采访邓小平的机会，她对这个充满奇迹的东方国家有很多疑问，但此前两次采访申请都被拒绝，这也成为她很大的遗憾。1980年，恰逢意大利总统佩尔蒂准备访问中国。

法拉奇认为这是一个绝好的机会，希望跟随总统前往中国，佩尔蒂答应了，遂向中国提出带法拉奇随行，并且介绍她是一位专业素养非常高的记者，希望能获得采访邓小平的机会。

外交部深知事关重大，直接向中央报告了这个情况，没想到邓小平当即回复：同意。能够如此近距离地接触中南海，面对面采访中国领导人，是许多西方记者梦寐以求的机会。法拉奇喜出望外，对此次访问做了充足的准备。

但对于法拉奇，邓小平自然也做过了解：她乐于提出刻薄刁钻的问题，让对方难堪下不来台。但为何他还会同意采访，这让很多人不解。其实，身经百战的邓小平并不惧怕西方抛出来的任何问题，中国人行得正坐得端，任尔东南西北，我自岿然不动。

他接受这次访问有更深层次的用意。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中国迈出改革开放的新征程，国家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大刀阔斧地改革。特别是这次针对“少宣传个人”的指令，许多人都进行了错误地解读，误以为是对毛主席的否定。

他觉得有必要向世界发声：中国人民仍然坚定地拥护毛主席。对于当时西方国家歪曲事实、抹黑中国的行为，他认为必须做出回应。而法拉奇这次的到来将会是一次不错的机会。

你们要拆除毛主席纪念堂？邓小平：我不赞成！

1980年8月11日，已经抵达北京的法拉奇乘车前往人民大会堂。她曾在几年前来过北京，那时街头巷尾处处都能看到毛主席像和标语，街头行人都穿着差不多一样的制服。如今，她望着车窗外的北京城，发现这一切都变了。

一方面，她感叹中国的变化之快，另一方面也充满许多疑问，是否中国真的在“去毛主席化”？上午十时左右，在人民大会堂118号厅，她终于见到了邓小平。法拉奇很早就听说邓小平是个十分“难缠”的对手，如今见到本人却异常和蔼可亲。这位76岁的老人神采奕奕，满面笑容地上前与她握手寒暄。当然，这并不会改变法拉奇展现她刁钻的一面。正式采访开始前，她提出“一人专访，独家报道”。

此前邓小平接受外国媒体访问，我国新华社、人民日报的记者都会到场，并在官方报纸上发表，没想到她却大胆提出独家专访这一要求。

邓小平对此并无异议，所以会场只留下5个人：邓小平、外交部新闻司司长钱其琛、翻译施燕华、法拉奇，还有1名记录员。法拉奇将录音笔放在桌子上，开始寒暄地说到：“明天是您的生日，我祝贺您生日快乐。”

邓小平有些意外地笑了笑：“哦？明天是我生日？我从来不关心自己的生日哩”。

法拉奇微笑地回道：“我是在您的传记中知道的”。

邓小平点头说：“也别祝贺我，我已经76岁了。”法拉奇打趣地说：“我的父亲也是76岁，我要这么说，他肯定会打我两巴掌呢。”

邓小平哈哈大笑：“你当然不能对自己的父亲这么说”。

看来，法拉奇此次访问确实做了很多功课，这也表现出她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。随后她进入主题，直接问到：“今天来北京的人可以亲眼看到中国的变化……我从饭店一路走来，只看到一幅毛主席像，挂在天安门城楼入口处，以后你们会如何处理这幅像，还会保留吗？”

邓小平早已对西方记者的风格套路熟稔于心：“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，永远要保留下去。”

这种斩钉截铁、完全不回避的态度让法拉奇有点意外，她本以为触及一些敏感问题，会激发出对方的窘态。不过这种手段或许对其他政客有效，在邓小平这里却毫无作用。

邓小平接着说道：“全国到处都在挂毛主席像，这并不是一件很严肃的事，也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”。

他随即解释：“我们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悬挂使用毛主席像，但这只限于官方的，人民发自内心地尊重毛主席，当然有悬挂毛主席像的自由。”

法拉奇：“你们真的会永远把毛主席作为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吗？”邓小平：“当然！没有毛主席，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。”

法拉奇紧接着又提出了更加辛辣的问题：“听说你们要拆除毛主席纪念堂？”邓小平坚定地说：“没这个说法，我不赞成拆除”。

其实，像法拉奇等很多西方记者对悬挂毛主席像，或者毛主席纪念堂等标识的理解都很肤浅，认为这是国家主导的行为，实际上他们并不了解中国的情况，忽视了这一现象背后所包含的历史原因。

早在50年代，毛主席就带头提议火化，只留骨灰，不留遗体，他是第一个签名的，邓小平也签了名，如今这个签名册还在。建纪念堂是中央集体的决定，也是全国人民的心声。

在中国人民心中，毛主席纪念堂是某种心理寄托，是对伟大领袖的缅怀和尊重，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也早已和历史融为一体，成为人民心中的一种象征。

邓小平深刻理解群众的这种心情，所以才反对拆除毛主席纪念堂。

对此他还特别强调：“现在世界上都在猜测我们要毁掉纪念堂，我们没有这个想法，我们永远要保留毛主席纪念堂。”这是对世界以及国内各种猜测的正面回应，中央针对的仅仅是公共场合一些过多的个人宣传，完全没有否定毛主席的意思，一切都是西方国家的臆测。

“你为什么总是当副手”

法拉奇随后提出了很多关于邓小平个人的问题，最刁钻的就是：“您为什么总是当副手？邓先生，（对毛主席的态度）我确实感到困惑。”

邓小平笑了笑说：“没什么秘密，我想因为我比较乐观，但这还不全面，全面的回答是，在我内心深处，对毛主席寄予希望，我知道他了解我。”

“现在的岗位对自己的工作没什么影响”，邓小平从来都不看重自己是不是所谓的“副手”，他和毛主席以及其他老革命家一样，只要能对革命做出贡献，有利于建设新中国，他们在什么岗位都无关紧要，外界的记者总想挖掘一些矛盾点。

但事实上，毛主席和邓小平经历过战争的革命情谊是坚不可摧的。毛主席一直都很欣赏邓小平，早在延安时期，他赞扬邓小平按辩证法办事，他说：“我们党的历史上有这样的时候，只讲光明，讲不得黑暗，这不是辩证法，没有照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办事”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邓小平在西南工作。民主人士梁漱溟在四川生活了四个月，回到北京后，对毛主席说：四川是个很复杂的地方，但解放不到两年的时间就出现了安定的形势，称赞邓小平是个年轻、能干、深得人心的人。

毛主席听后笑着说：“梁先生看得蛮准，无论政治，还是军事，论文论武，邓小平都是一把好手”。这个评价可谓很高了，能文能武，两方面的才能都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。同时，在国际舞台上，毛主席也为邓小平树立威望打下了基础。

1957年，毛主席访问苏联，在和赫鲁晓夫谈论时说：“邓小平既有原则性，又有灵活性，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。”赫鲁晓夫对邓小平是很熟悉的：“是啊，这个人可厉害，他的智慧、思想水平很高。”

毛主席笑了笑说：“此人曾带领第二野战军一举击败蒋介石，使蒋丧师百万”。可见，毛主席非常赞赏邓小平的才能，而且对于他领导中国今后的发展也十分有信心。

邓小平与毛主席一样，十分乐意倾听不同的声音。只要有利于中国发展，他们都会敞开怀抱接纳，这就是老一辈革命家虚怀若谷的胸怀。

当然，外国记者不一定能理解这样的革命情谊，但邓小平并不担忧，一共四个多小时的访问，他对外界的质疑一一做出了解答，而法拉奇辛辣的提问非但没能难倒他，反而让世界看到了中国人的姿态。

这是一次对世界的回应：中国勇于迈出历史性的一步，但绝不忘初心。不论是这次对于以往问题的纠正，还是改革开放后各个领域的革新，都彰显出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务实、智慧和创新。正是他们在建设新中国的道路上不怕艰难苦苦探索，最终才有了我们今天的伟大成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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